“劳模”情结在心灵深处开花——评水运宪长篇小说《戴花》******
作者：李掖平（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水运宪的长篇小说《戴花》（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秉持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紧扣当下社会生活砥砺前行、搏击进取的现实律动，历史视域、社会角度、个人生命体验错综交织，正德大义的庄重言说与雅俗共赏的生动表达有机结合，通过一个普通工人竭尽一生全力以赴争当劳模的故事文本，书写了一曲中国机械工业不断走向强盛的时代壮歌。小说聚焦某高校机械制造专业的一批大学生分配到德华电机制造总厂参加工作的历史事件，多维度地再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基层普通工人任劳任怨干工作、争先恐后当劳模、孜孜以求钻研技术革新的曲折历程，从中国电机制造工业技术革新的一个侧面，钩沉出中华民族在困厄中破旧立新、求变图强、砥砺拼搏的历史发展逻辑，进而构建起一个兼具广度、力度和深度的宏大主题。《戴花》将潜藏在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中的中华民族“英雄情结”的历史基因、文化血统和蓬勃向上“精气神”生动可信地呈现出来，深刻揭示中国工业强劲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充分敞开了一部现实主义力作的史诗性价值与意义。
工人劳模 林笑初绘
《戴花》采取的是一种由一条主线勾连起多条副线的拧绳式框架结构。叙述主线始终沿着“我”（杨哲民）和师傅莫正强之间的工作、生活和师徒关系的叙述路向，讲述莫师傅孜孜以求争当劳模的故事。而包括“我”和同学们的友情、“我”和姜红梅的爱情、同学们之间发生的各种事件、段一村和吴启军的师徒关系、师傅莫正强的家庭生活、师傅与许多人的或交好或纠结或误解或抵触的复杂关系等多条叙述副线，则沿着“花开数朵、各表一枝”的轨迹，以或顺序、或倒叙、或插叙、或碎片拼贴的方式向前推进。这种多线索、多层次此起彼伏的交叉描写，始终紧扣各种矛盾冲突、紧贴人性内在肌理有条不紊地展开，既强化了小说文本杂树生花、起伏跌宕的故事性，又敞开了前有伏笔、后有照应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情节的推进并不过多依靠大起大落的陡转，却以生活、生产、爱情等日常细节的细腻刻画，有效触发了读者因真实生动而心生敬意的同频共情。事件和场景的描述具有鲜明的画面感，人物对话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洋溢着鲜活的日常生活气息，也不乏朴素遒劲、外简内丰的古典神韵。
小说对莫正强形象的塑造，不是按照对英雄人物进行高度提纯的类型化模板展开的，而是紧扣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的莫师傅倾尽全力“当劳模”的执着心念和执拗性格，以扁平性和立体性互融互衬的手法，既多角度地写出了其心底纯粹、敦厚善良、真诚待人的优良品性，亦不回避其时而显露出的一些小卖弄、小表演、小狡黠甚至小虚伪等缺点。一方面，为当劳模，身为车间主任的莫师傅以工厂为家，以诚相待车间工友和徒弟，抢干重活儿、累活儿、脏活儿，虽然一连几年与劳模荣誉擦肩而过，仍然不气馁、不泄劲，一如既往地埋头苦干，每逢节假日就主动申请加班值班，不辞辛苦、不计报酬，拼出了一身病也毫无怨言，直到最后倒在车间的“冲天炉”前，以“点……点火”的嘶哑吼叫定格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另一方面，为当劳模，莫师傅也时常闹出一些高调摆姿态、可笑又可爱的小把戏，如为引起厂领导和其他车间工友对他连早饭都顾不得吃就到车间来干活之事的关注，他故意让妻子连续几天大张旗鼓地到车间来送早饭，边走边大声埋怨“这个死东西清早就往车间跑，早饭也不吃”。为增强自己的良好形象，他想营造家庭和睦的氛围，而妻子恰好正在和他闹矛盾甚至叫嚷要离婚，他就软硬兼施动员“我”去当说客，力劝师母别在评劳模的关键时刻“掉链子”。他甚至还做过一件偷钱的错事：当市里已通过他的申报材料，要派出验收组来车间和家里考察时，他竟然鬼使神差地偷拿了一位工友的十元钱。按理说这事儿谁都不知道，而且还已全部送还，可莫师傅却始终过不去这道心坎，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丢人丢脸的丑事。于是在验收会即将结束、验收组负责人宣布“莫正强同志已正式确定为我们全市的劳动模范”时，莫师傅却突然坦白自己曾偷过钱这件事，并声明自己没脸要这个劳模称号，致使即将到手的劳模殊荣再次泡汤。大家都埋怨他太实在、对自己太苛刻，莫师傅却说，他要争当的劳模必须是干干净净的，不当众说出自己这件丑事心里不踏实。尽管莫师傅直到生命终结也没当上劳模（小说结尾处提示，莫师傅被追授为全市劳动模范），但其不忘初心、敬业爱岗的人格华彩却是那般的灼目闪亮。
正是这种具有鲜明现实指向性与写真纪实意义的描写，契合人情、人心、人性的内在肌理，滤掉了粗简的直白和浮夸的修饰，剔除了影响文学性的所有泥沙，既真实可信又接地气，使读者深切感受到德华电机厂这片文学“风景”中的灵魂跃动与人性交响，标识出作者塑造人物手法的多样性和纯粹白描手法背后的深厚文学功力。
作者对人物塑造欲扬先抑手法的娴熟运用，撑开了小说引人入胜的艺术张力。《戴花》明明是对莫师傅和以莫师傅为代表的普通工人群体的赞颂，却并未从开始就对其一路褒扬，而是首先从相反的贬抑处落笔。先写“我”对师傅的失望与不满，嫌弃他从相貌到气质都乏善可陈：“两只眼袋下面长着胡须。”“胡子很稀疏，东一撮西一撮胡乱生长。而且黑少白多，灰不溜秋就跟从来没用肥皂洗过似的。”说话絮叨且口气难闻，似乎从来不刷牙。尽管师傅对收“我”为徒颇为自豪，亲切地称为“民儿”，“我”心里却很是不屑和疏远。后来在日常工作中，师傅为人的善良坦荡、心地的干净纯洁和对工作的兢兢业业，使“我”逐渐感受到其人品和性格的内在魅力，进而愿意和他亲近，愿意追随他勤奋努力，最终从心底深处生发出对他的真诚爱戴与礼敬。其他人物也大都是采用欲扬先抑手法塑造完成的。“我”对师傅的情感形成起伏跌宕的鲜明对比，表征出“文似看山不喜平”的艺术蓄势手法之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4版）
东西问 | 海因茨：麻将如何成为现代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中新社北京11月16日电 题：麻将如何成为现代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专访美国俄勒冈大学历史学教授安妮莉丝·海因茨
作者 高楚颐
近日，国际麻将联盟和中国棋院杭州分院共同成立了麻将运动技术等级评定中心，同时出台了《麻将运动技术技能等级评定管理办法》。这意味着，任何一位普通麻将爱好者都可以注册成为麻将项目运动员，并通过各种赛事不断考级升级。
在海外，麻将也深受各国人士的喜爱。美国影视演员茱莉亚·罗伯茨(Julia Roberts)曾在做客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Tyrone Colbert)的脱口秀节目时，表达了她对麻将的疯狂热爱：“麻将的魅力在于通过随机抓牌展现出在混乱中创造秩序的内涵。”前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沙奎尔·奥尼尔(Shaquille O'Neal)曾在春节期间到中国打麻将，并深谙游戏之道。
如今，麻将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世界各地有40多种麻将游戏，每种都形成了特定的互动和娱乐文化。如美式麻将、日本麻将竞技锦标赛、菲律宾万灵节的墓地麻将习俗等。2021年，《麻将：中国游戏与现代美国文化的形成》一书在美出版，该书记录了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各地唐人街上就充斥着不绝于耳的麻将洗牌声。1937年，美国麻将联盟成立，主要负责进行游戏规则的仲裁，并由最初32名注册会员发展至如今超过35万人。
近日，该书作者、美国俄勒冈大学历史学教授安妮莉丝·海因茨(Annelise Heinz)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专访时表示，麻将在全球声名鹊起的百余年中，已成为一种跨越性别和种族的游戏，对在多种社交空间架起桥梁发挥着独特作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现代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麻将：中国游戏与现代美国文化的形成》一书。钟欣 摄麻将何以在美流行？
如今，麻将游戏遍及全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
安妮莉丝·海因茨介绍，自己曾在中国云南大学任教，并在生活中学习打麻将。“麻将凉爽、光滑、手感沉重，碰撞时发出的声音和其精美的设计立刻吸引了我。”安妮莉丝·海因茨认为麻将不仅是一种有趣的游戏，更提供了感官上的满足。随着深入研究麻将的历史，可以明确的一点是，麻将让人们走到了一起。
据介绍，麻将游戏始于19世纪的中国，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约瑟夫·帕克·巴布科克(Joseph Park Babcock)的美国人把麻将带到了美国，一度受到广泛欢迎。他还撰写了一本名为《麻将规则》的小册子在美出版。该书也被当时的美国读者亲切地称为“小红书”(red book)。到20世纪中叶，麻将已成为美国休闲文化之一。
安妮莉丝·海因茨表示，麻将流行的原因有很多，这与麻将游戏的独特体验和麻将承载的文化因素有关。麻将带来感官愉悦的同时还融合了运气和技巧。在确定和不确定间达成“和”牌(胜出)。这种“琢磨”和“取舍”的游戏让人上瘾。在中国，有种说法是麻将中的“饼、条、万”等符号象征着“儒、释、道”，14张牌执掌乾坤。
除了这些特点，麻将游戏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一项新兴社交游戏活动被美国的公众所认知。它激发了许多美国人的想象力，因为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十分广泛，包括对中国文化的神秘印象。
安妮莉丝·海因茨介绍，麻将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流行后，中国的新精英阶层将麻将介绍给了美国商人和旅行者。对他们来说，麻将很快就起到了社交和娱乐的作用。“你可以与多名玩家一起游戏，并可在洗牌和码牌时兼顾聊天与沟通，这就使麻将游戏成了建立人际关系的有效工具。”
随着麻将在全球风靡，麻将热潮不断唤起人们对中国的好奇心。他们通过麻将，想象并寻求与中国的联系。“中国的改革者、华裔美国人和美国白人评论员都在争论麻将能代表什么，不能代表什么。而我最感兴趣的是人们为什么以不同的方式解读麻将，这表明了他们对真正的中国文化有着怎样的理解和期望。”安妮莉丝·海因茨说。
美国妇女们在打麻将。视觉中国供图“麻将已成现代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初，麻将游戏经历了不断的变化。迄今为止，有一定影响力的“改编”是由全美麻将联盟推出的“美式”麻将。安妮莉丝·海因茨介绍，1923年，随着美国市场对麻将的需求越来越大，中西方商人在上海开办了大型工厂，用手工工艺进行标准化生产。“麻将兴起标志着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交往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妮莉丝·海因茨说。
随着这股热潮，纽约的塑料制造工厂也开始面向美国市场进行麻将生产。随着工厂的发展与这种独特的区域性游戏形式确定，美国麻将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美国国内产业。
“麻将游戏衍生了不同的文化呈现，包括20世纪20年代的曼哈顿联欢晚会、30年代的唐人街、50年代的犹太社区等等。”安妮莉丝·海因茨在书中写道，麻将的历史描绘了美国文化的多样性，能够吸收更多的异域文化。无论是对祖籍故土的思念，还是对异域风情的新奇体验，抑或是对国际化的美国现代性体现，麻将为唤起人们对中国的想象提供了一系列可能。通过麻将，人们建立了一种归属感，向往加入那些拥有共同财产或正在形成共同身份的人群，揭示了深刻的美国经验。
“麻将在全球声名鹊起的百余年中，已成为一种跨越性别和种族的游戏，对在多种社交空间架起桥梁发挥着独特作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现代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安妮莉丝·海因茨说。
美国纽约，潮人展示麻将外套。视觉中国供图华裔美国人在游戏中寻找身份认同
20世纪30年代，麻将在中国和海外都被称为中国的“国民游戏”。许多美国华裔接受麻将，因为它兼具中美特色。唐人街将麻将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进行商品化营销，同时也利用麻将为美国华人创造了一个相互交流的种族空间。
“华人青年将麻将牌作为美国时尚以及中华文化的象征，他们由此既能接受由中美两国因素构成的身份认同，又不必在这两种身份因素间做出选择。”安妮莉丝·海因茨表示，今天华裔美国人的麻将文化已更加深厚和多样。农历新年仍是一家人一起玩麻将的日子，社区中心也会定期为退休人员举办此类游戏。2018年的大片《疯狂的亚洲富豪》(Crazy Rich Asians)中就出现了一个醒目的麻将场景，它提升了年轻一代对麻将的兴趣，并再次展现出麻将的国际化魅力。
“一旦这个游戏有了世代相传的传统，那么新一代人也很可能会喜欢它，并传承下去。”安妮莉丝·海因茨说。
麻将促进不同族裔间交融
“在20世纪，麻将‘美国化’的进程，也反映了个别社区融入美国的进程。”安妮莉丝·海因茨介绍，麻将交织在曲折的历史中，对美国确定自身多种族的特性及不同种族融合的可能性发挥着独特作用。
华裔美国人利用麻将帮助他们在差异性和归属感之间找到联系；日裔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接触麻将，并在二战中将其作为一种急需的娱乐形式再次关注；对于犹太裔美国人来说，麻将游戏帮助他们创造了新的文化规范。麻将作为一种游戏，其吸引力和多样的形式跨越了阶层、族群和地域的界限，为大众所接受。
外国友人参加麻将大赛。视觉中国供图安妮莉丝·海因茨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麻将的文化意义随着每个时代的社会、人口和技术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和多样化。今天，麻将在数字世界创造了更多可能性。收藏家以及寻找文化根源的年轻一代等正推动着麻将更加有趣与包容。
“我很高兴麻将在美国和其它地方再次流行起来，也希望麻将继续繁荣发展，走向未来。”安妮莉丝·海因茨说。(完)
受访者简介：
安妮莉丝·海因茨(Annelise Heinz)，俄勒冈大学教授、历史学家，《麻将：中国游戏与现代美国文化的形成》作者。她的作品曾被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华尔街日报》、《时代》、香港《南华早报》等媒体报道。曾于中国云南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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